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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茹志鹃:勇于攀登的人,总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她就是一个不畏险阻,在崎岖的小路上顽强攀登的人。
    信息来源:前线网  ‖  发稿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2003年6月26日  ‖  查看13512次  ‖  
     
     女作家传茹志鹃

    作者:孙瑞珍 来源: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排版

    勇于攀登的人,总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茹志鹃就是一个不畏险阻,在崎岖的小路上顽强攀登的人。

    二三十年代,她伴随祖母、哥哥在死亡线上挣扎,孕育了执拗、坚强的个性;四十年代,她在革命熔炉里千锤百炼,锻造成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五十年代,她在和煦的阳光下,踏上了文艺的征程,在编辑工作之余,坚持业余写作;六十年代,她跨入了名作家的行列,同时也经历了困厄和不幸,近一半时间完全搁笔;七十年代,在风浪的冲击下,她变得更加深邃、成熟、冷静、坚毅。严冬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攀登,终于开拓了创作的坦途,完成了创作风格的突破和飞跃。

    几十年来,她顽强探索、孜孜追求,努力采撷生活中的美,着意塑造平凡而高尚的人物形象,奋力开掘从一朵浪花到大海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创造、发展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从心灵的微笑到深沉的思索,茹志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她留下的深深足迹,记录了时代变异和创作上的迂回曲折,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向往和追求。

    一、祖母,世上唯一的爱

    茹志鹃,1925年10月30日(旧历九月十三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杭州,上面有四个哥哥,她是全家最小的一个。当这个最弱的幼女来到世界上时,家庭已经破落,父亲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祖上的茧行也早已倒闭。当时全家的开支全靠姨母接济,姨父是日本三井银行的副董事长。她的父亲是一个整日吃、喝、嫖、赌、吸鸦片烟的浪荡子,什么事都不会做。她三岁时,母系便因患白喉去世了。姨母看透了父亲的败家相,觉得茹家是个填不满的坑,便先后领养了大哥、三哥二人,其余丢下不管了。父亲怕这个家重负于他,便孑然一身,不辞而别。留下年迈的祖母和幼小的兄妹,从此,她们在祖母的带领下开始了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奔走于沪杭两地,投靠上海的姨母和杭州的姑母。时间久了,姨母、姑母也自觉"包袱"沉重,便不约而同地踢起皮球来了。姑母借口家里有一位严厉的婆婆,拼命地将老人、孩子往上海推;姨母则认为老人应由亲生女儿抚养,硬把他们往杭州踢。于是,幼小的茹志鹃便跟着祖母挤在三等火车车厢里,每年在沪杭路上往返数次。其实老人和孩子需要他们照顾的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找个栖身之所罢了。在杭州,他们跟着祖母糊火柴盒、磨锡箔;在上海跟着祖母到别人家里翻丝棉、做女佣,或坐在一无所有的灶披间里钉钮扣、缝贴边。茹志鹃犹如石缝里的小草,在挤压中顽强地生长。穷困、孤寂、冷遇和白眼,铸造了她独立不羁、自强不息的个性。

    悲戚和辛酸伴着茹志鹃步入少年时代。1936年十一岁时,随祖母和四哥住在上海普志小学楼上,强烈的求知欲催促她在该校上了小学二年级。这所小学是一所规模很小的私立学校,是钟望阳及其爱人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活动场所,学生们都称钟望阳为"小杜老师"。

    这里的学习生活留给茹志鹃的印象是:"战战兢兢地坐在老师面前,读着'从前有一个农夫......'的故事。"她念小学时,年龄比较大了,加上过去缺乏启蒙教育,学习起来颇感吃力,老师经常在课后把她留下,让她一句一句地背诵,茹志鹃称之为"关夜学",当时她是有些不情愿的。

    这段生活也给她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她特别喜欢上小杜老师爱人--张老师的课,张老师每天给孩子念一节《大林和小林》的故事,那种新奇神秘的境界,使她受到了最初的文学熏陶,产生了阅读文学作品的强烈渴望。

    然而生活的贫困却时时缠绕着她。这一年冬天,茹志鹃的大哥已离开姨母家,到美专去学习。一天,他突然闯回家,平时大哥极少回家,因此家里人都感到意外。他说急需一些钱用,家里哪有多余的钱给他呢?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妹妹身上一件御寒的棉衣,为了帮助哥哥解燃眉之急,她脱下来,一口气跑到了当铺。哥哥拿着这带着妹妹体温、少得可怜的钱走了;而茹志鹃却只能躲在家里,整天不出门。祖母为了给孙女取暖,便把做饭的煤炉拎到屋里,到了下午,她便被煤气熏得晕了过去。幸亏四哥有些常识,及时打开窗子,搬走炉子,茹志鹃才免于一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整天炮声隆隆,形势十分紧张,穷人的生活也就更加没有着落。祖母又带着四哥及茹志鹃回到杭州,在紫阳山脚下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一间房子住下来。第二年,祖母由于多年生活的劳累,终于病倒,不到一个月便丢下未成人的孙儿、孙女离开了人世,安息在杭州凤山门外的义冢里,茹志鹃和哥哥,站在如海浪一般的荒冢地上,茫然不知所措。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颠沛流离的家,也将永远失去了,黑暗--吞噬了她全部的,也是唯一的爱。

    二、孤寂中寻求

    祖母过世后,茹志鹃和四哥的生活全由在上海银行里做练习生的三哥负担,每月寄几块钱来,除买米以外,还可以买些当菜吃的红腐乳。不再为吃饭而忧愁了,他们沉浸在读书的狂热之中,在四哥背诵《占文观上》的同时,茹志鹃也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词。有一次,兄妹俩心血来潮,决定拼一顿中午饭不吃,省下钱买电影票。他们跑得满头大汗,在西湖边上看了一场电影--《荒江女侠》。第二天又饿了一顿,省下钱又去了那个电影院,结果看到的还是那部片子。用维持中命的食粮去换取一种精神食粮,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小时,她只在苏州阊门外广场上,坐着狭长的凳子,欣赏过两次西洋镜;在故乡杭州的城隍山下,见识过几次猢狲耍把戏,其精神上的满足远比不上这次看电影。但这种孩子般的狂热又怎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呢?第三天就没有勇气再去了。

    以后兄妹俩每天在家一边糊火柴盒,一边生吞《水浒》,活剥《红楼》,读字典,背古诗词。仅《红楼梦》她前前后后就读了九遍之多,其中大部分诗词,都能背诵如流。她家隔壁住着一户没落的书香人家,旧书堆得到处都是。《七侠五义》、《啼笑姻缘》等尽她选择。读这种书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只要有空,可以随意找来读。谁曾料到,这种少年的嗜好,这种填补孤独的盲目行为,竟为她后来的创作准备了五颜六色的铺路石子。

    三、"不自由,毋宁死"

    命运如同一只颠簸的小船,在生活的海洋中游荡,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便是汹涌的惊涛骇浪。安宁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三哥的收支不能平衡了,便写信要他们去上海设法谋生。

    初秋的一天,她和四哥离开杭州。到上海后,兄妹自然无力支撑一个家,二人只好分开。四哥进了一家钟表厂做学徒,茹志鹃则抱着生的希望,进了愚园路上的以内马利孤儿院。这是一所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机构,只收女孩。每日三餐粥,半天做工,半天读书,晚上便像发疯似地做祷告。茹志鹃回忆说:"做祷告时,我浑身发冷,腿肚子打颤,我怕极了,心里只喊着奶奶。记得祖母去世前,姑母曾劝她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做小沙弥,奶奶不肯。并说:'要死让我们死在一淘'。如今奶奶不在了,我到底从如来佛的脚下滚到上帝的手掌心里来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语文学习》1979年第回期)

    在孤儿院除生活上受到残酷压榨外,政治上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命运、前途都得由院方安排决定。茹志鹃对这种囚徒式的生活忍无可忍,她愤怒极了,在心灵深处不止一遍地呼喊着:"不自由,毋宁死"。她决定逃出虎口,寻找生路。她曾以"死"要挟院方放她出去,院方无奈,叫来了介绍人及其三哥,要他们赔偿在院里生活数月的膳宿费。经过一番交涉,三哥终于把妹妹领出了孤儿院。

    逃出樊笼的鸟,飞向何方?哪里是自由的天地呢?她寻找,她迷茫。但生活的磨难使她渐渐成熟,不再那么单纯地为糊口寻找出路了,而是把生的渴望和政治上的自由及今后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审慎地选择着生活道路。她在上海滩的街头上,东闯一头,西闯一头,终于找到一所妇女补习学校。入学不必经过考试,并且可以住读,补习的课程也可由自己挑选。使她特别满意的是膳宿费可以按月交付,收费也不算昂贵。茹志鹃把这里作为临时驿站住了进去。学校住房很挤,人也是形形色色的。同房间里有歇业的舞女,也有从乡下来的小地主的女儿,穷困的、富有的,成年人、未成年的少女混杂在一起,环境虽很嘈杂,但生活上得到了暂时的安歇。一年来,她在这里养精蓄锐,精神恢复了,身体也胖了一些,随时等待着向生命的制高点冲击。

    三哥按月来交膳宿费,茹志鹃只管在补习学校学习。岁月在不知不觉中逝去了,她觉察到三哥的神情一次比一次愁苦,她不愿意哥哥被自己拖累,便决定离开补习学校,另找出路。这时,由一位信奉基督的同学介绍,进了一所由美国女信徒在中国开办的圣经学校,住宿免费,收少量饭费。这里较之孤儿院自由多了,可以外出,并允许亲人来访,每天还能吃到一顿干饭。生活上得到了小小的满足,但精神上仍然感到束缚和压抑。凡是来这里学习的人,不问你是否相信上帝,主课读的都是《圣经》,每天都要枯燥无味的背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那位女主人回美国去了。不久,这所学校也随之解散。茹志鹃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只好忍气吞声地回到姨母家暂住。这一次回去跟过去不同,年龄大了,阅历广了,想的问题也比过去深多了。她一面感到中国无望,一面感到个人前途的渺茫,加以环境的不如意,她在痛苦和绝望中煎熬,曾想服毒自杀,了结自己不幸的一生,但因安眠药价昂贵,才免于一死。

    不久,三哥应姨母家人之召赴内地,便将妹妹和四弟一起带往浙江去找大哥。经大哥的一位朋友辗转介绍,兄妹二人作为沦陷区学生免费插入天目山武康中学三年级。这对于一个断断续续只读过三年半书的人来说,真是如攀天梯。为了拿到一纸文凭,她咬紧牙关,拼命苦读。一年以后,以语文尚好,数理化相当糟的成绩勉强毕业了。在武康中学读书时,她涉猎了不少现代文学作品,特别倾慕女作家庐隐及其作品,自己悲苦的身世和作品中凄惋感伤的调子有着强烈的共鸣。庐隐及其作品那种女性的细腻和捕捉生活的独特角度,对她以后的创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茹志鹃从武康中学毕业时,四哥早已回到上海。她把那张来得不易的文凭缝在衣服里,去追赶四哥。回到上海,暂住在四哥的女朋友家里,经其父亲介绍,到一家私立小学任教。

    四、磨笔尖的《生活》

    旧中国教师的地位低下,生活待遇微薄。茹志鹃任教的学校亦不例外,每天供一顿中午饭,而每月的工资是无法维持早晚饭的,再由校长介绍去做一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每天从早忙到晚,只能勉强图个温饱。艰辛的生活,不时地撞击着她的创作神经,愤懑和不平充塞在她的胸中,散文《生活》便是她当时思绪的自然外溢。文章写好后,便寄给《申报》,出乎意料地竟在1943年11月22日的《申报·白茅》副刊上登载出来了。

    《生活》是一篇速写,全文只有八百多字。作品描写了一个女大学生毕业后没有工作,看到了一张招聘广告,就去应试,实际上人家聘用的是供人玩弄的"花瓶"。应试回来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便把毕业文凭撕掉了。

    这是茹志鹃创作上一次小小的试笔,已初步显露了她的创作才能,孕育了她创作风格的雏形。文章现实性强,内容清新,气氛浓郁。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反映了知识分子生活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文章结束时,采用比兴和象征手法,将撕成碎片的毕业文凭变成数十只小小的白蝴蝶,在空中高傲地飞着,以增强艺术效果。

    文章刊载后,她已离开上海到另一个天地去了,所以作家一直未把这篇速写包括在自己的创作中。近年来,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把这篇文章从旧报纸堆中"翻"出来了,并且唤起了茹志鹃的回忆。这篇作品可以算作她磨笔尖最早的一篇了。 五、从此有了"家"

    从孩提时代起,茹志鹃的家就四分五裂了。家,对她来说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如果说有,也只能算作是一个夏不遮雨,冬不避寒的"窝"。为了构筑一个舒适安乐的家,她作过多少梦,付出过多少心血和代价啊!

    1943年冬,茹志鹃已满十八周岁,生活和工作都还没有着落,她沮丧而颓唐。一天,突然接到大哥寄来的信和钱,叫她随哥哥们一道去苏中解放区。当时她对革命并无深刻的认识,对那里的生活更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到了那里可以兄妹团圆,可以建立一个较为安定的家--她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凉亭虽好,并非久留之地",以前住在别人家里,常有寄人篱下之感,心情郁郁寡欢。接到哥哥的信后,她的心如同长上了翅膀,焦急地等待飞翔。她尽快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教书生活,随同二哥、四哥及其爱人到了苏中解放区盐垦中学。名为中学,实为中转站,茹志鹃的大哥并不在此。他们在盐垦中学迎接1944年元旦,后被分配到苏中二分区宣教科临时演出队。从此,她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了真诚、友爱、温暖如春的家,彻底摆脱了无依无靠的悲惨境界,结束了凄苦的流浪生涯。茹志鹃回忆说:"在这个'家'里,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会失业了。这时尽管敌人清乡、扫荡得厉害,我这个'家'行动频繁,但我却觉得踏实可靠"。(同上)

    1944年夏,茹志鹃上了刚刚筹建的苏中公学,参加整风运动。冬天毕业,后即留校,在总俱乐部任宣传干事。1945年总俱乐部与苏中一师文工团合并,成立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华中军区文工团。翌年,解放战争开始后,该团与山东军区文工团合并,改为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解放军渡江以后,又改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名字虽然变来变去,但人员和工作却没有多大的变动,这个"家"有关怀她、教育她成长的领导;有熟悉她、了解她的朋友和同志,她感到心满意足。1947年,在"家"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六、终生的抉择

    在"家"里,她欢悦、畅快、无忧无虑,她奋飞、上进,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演出时,她是演员,也是舞台工作人员;行军打仗时,她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她和其他队员们一起,拎着石灰桶,赶在队伍前面,写大标语,沿途唱歌,喊鼓动口号。在战士的枪托上,贴上两指宽的油印枪杆诗,鼓舞他们勇敢杀敌。战斗打响了,他们躲在战壕里做大红花,等待战士们胜利归来。同时,又是护理员、担架员、俘虏押送员。他们与战士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心心相印。

    1947年,在历时一个多月的鲁南突围中,她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练就了过硬的行军本领。她可以边行军,边睡觉。无论是徒步走平原,还是攀登峡谷上的羊肠小道;无论跋涉水路,还是走泥浆路、"橡皮路",都从不叫苦,从未掉队。

    在整个突围过程中,她不时地用保尔·柯察金等英雄事迹激励自己,跟自己的软弱、怯懦、自私进行无情的斗争。发表在《青春》1979年第1期上的《鲁南突围的追记》真实地记录了茹志鹃这一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她拖着发烧的身体,和同志们在深及膝盖的泥水里行军。走了三十里路以后,已经精疲力竭了。稍有迟疑或怠慢就有掉队的危险,她含着眼泪,克制自己,紧跟着前边的人,一步也不肯停下。

    队伍继续向前,路更艰难了。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骑上独立师的马。走到一个高坡前,她看到同志们在淤泥里靠两手支撑爬上去又滑下来的情景,坚决跳下马,跟大家一起行军。

    当突围接近胜利,队伍要穿过陇海铁路时,恰巧遇上飞机轰炸,她的心有些发慌。事后对这一闪念的思想,进行了痛苦的反省,"以前飞机再厉害些,自己也不会这样失措,现在为什么呢......"

    突围结束了,她打开背包,还未来得及细看,一股霉味直冲鼻子,日记、本子、衣服全霉了。她在《追记》中写道:"这些东西全霉了不要紧,我可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没有霉。一路上我是小心而努力地保护它的,它在淤泥里、急流里、风雨下、轰炸下,倒是锤炼得更加光彩了,这就是我的灵魂,我的头脑。"

    突围,在她的生命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每每回忆起来,总是甜蜜而留恋。这美好的记忆一直珍藏在她的心底,不时地发出光和热。

    艰苦的斗争环境,锤炼了她的意志,增长了她的才干。还利用战牛的间隙,顽强地吮吸知识的乳汁,不断地丰富和提高自己。1945年底至1946年春,部队打进淮阴以后,有一段间歇时间。茹志鹃无意中发现一个工商地主家里,藏有很多书,家里却没留下一个人。她大着胆子走进了这个无人问津的地带,也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现代中外小说。她如饥似渴、贪婪地阅读,终因时间太短,许多书还没有来得及读完,只好偷偷地选了四本《战争与和平》,打在自己的背包里,跟随队伍开到了前线。

    从此,茹志鹃这颗蕴育着文艺细胞的种子,在肥沃的泥土里萌发生长了,文艺给她以力量,她又为文艺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她说:"我到了根据地以后,才第一次吃饱了肚子,又接近了文艺,而且靠得这么近......""身在此情此景中,即使闭上了眼睛,也会遏止不住的心跳血热。这和那些'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截然不同,这是何等的文艺啊,能使人要跳、要跑、要唱、要向前冲"。(同上)

    一次战斗前,文工团员们步行七十余里,赶到离前沿十来里路的地方,在土台上演出《白毛女》,那激动人心的情景,令她至今难忘。

    "台上台下像是一锅沸腾了的水,尤其是台下,那些在敌人面前像小老虎似的战士,出入枪林弹雨,在任何艰难危急的情况下,都面不改色的英雄们......他们坐在用土堆起来的舞台前面,一个个激动得满脸通红,热泪盈眶,有的战士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高喊几句似口号非口号的话语,又默然坐下;有的战士竟忘其所以,要朝台上的黄世仁冲去;有的战士痛哭失声,当场晕倒......"(同上)

    她终于看到了艺术的神奇力量。她说:"我惊叹、慑服、羡慕这种力量,我暗中下了决心要走这条路。"(同上)从此,她义无反顾的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从盲目、朦胧,逐渐到自觉、坚定。

    茹志鹃是在自己的本子上开始创作实践的。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她接触了许多可亲可敬的人,看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她在本子上写日记,追记各种没有名目的感想、散记、故事等等。把这些琐碎的东西记下来,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成熟的想法,更想不到为了发表,只是觉得这些感人的事不记下来可惜。天长日久,她记了厚厚的一大本。一天,一位作曲的同志偶然发现她的本子里有一段好像歌词又好像诗样的东西,便拿去谱了曲,并且定题目为《跑得凶就打得好》,歌曲很快就在部队传唱开了,还得了二等奖。从此,她开始有意识地写些歌词、快板诗,写些战斗需要的广场歌舞剧。笔不停地写,思想也随着急促的脚步和节拍行进。行军休息时写,扒在背包上写,卧在战壕里写......默默地开始了终生的选择。她说:"当时我并没有发宣言。我觉得发宣言,提要求,都没有实干来得具有说服力,而且自己到底能不能走这条路,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同上)

    1948年--淮海战役前,她在部队领导的鼓励下参加了创作组。决心用心血和生命实践自己的宣言。她和创作组的同志一起写了大型话剧《八00机车出动了》、《不拿枪的战士》及短篇小说《何栋梁与金凤》。她从这里起步,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以后,又创作了许多优秀短篇小说《澄河边上》、《同志之间》、《百合花》等。革命战斗生活,赋予茹志鹃一双单单属于她自己的眼睛。她说:"我就是带着这双眼睛去看我周围的生活的。这是一双带着幸福的微笑,非常单纯的、热情的、信赖的眼睛"。(同上)

    七、真诚地敬献

    茹志鹃于1949年4月随着后继部队渡过长江,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她被留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

    1955年,部队大批女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茹志鹃也从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转到上海作协分会《文艺月报》社当编辑,从事业余写作。这时,她已和剧作家王啸平结婚,并且有了孩子。紧张的工作、繁忙的家务劳动与艰苦的创作,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三者互不相让,各自有着自己的地盘。为了互不影响,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三三"制的工作计划。白天上班从事编辑工作,晚上从九点到十二点先带孩子睡三个小时,闹钟一响再起来写三四个小时,然后再睡一段时间。她以顽强的韧劲,保证"三三"制的实行。

    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收的硕果。

    《关大妈》写于1954年。这篇小说无论是作家表达思想,摄取生活的方式,还是艺术手法都迥异于她后来的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位为革命无私地献出一切的光辉老妈妈形象,她是埋藏在作家心中的无数革命者的典型代表。英雄性格展示得比较充分,加之作品充满了挚热的爱和崇高的理想,因此读起来颇令人感动。只是由于过分注重故下情节的叙述,而忽略了人物个性的刻画。

    继《关大妈》之后,作家打开了生活和思想的闸门,一发而不可收。《妯娌》、《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如愿》、《澄河边上》、《春暖时节》、《里程》、《静静的产院》等一篇篇新作相继问世。何大妈、静兰、谭婶婶、新媳妇等一个个平凡而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茹志鹃用自己的艺术实践,点缀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画廊。在艺术描写手法上,作家也进行了新的刻意追求,从类型描写转到性格刻画,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中,她共写了二十多篇小说,三十多篇报告文学、散文、特写以及诗歌、电影剧本等,出版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关大妈》等短篇集。

    创作上的丰收和艺术上的新突破,给文坛带来了"春"的气息,她的创作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老作家茅盾、冰心、魏金技、王西彦及评论家侯金镜等都相继撰文评论茹志鹃的作品,肯定她在艺术上取得的可喜成就。与此同时,也不时地吹起一阵阵凉风,摇动着"百合花"和"白杨树"。1961年前后,评论界围绕着茹志鹃的作品展开热烈的讨论。作协上海分会先后举行四次讨论会,茹志鹃也应邀参加。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作品题材与风格的关系和人物创作两个问题上褒贬迥异,众说纷纭。

    茹志鹃坚实地走着自己的路,不回头,不怯步。1960年她离开了编辑工作岗位,从事专业创作;1961年被选为作协上海分会理事。 八、《百合花》--创作道路上的标志

    《百合花》集中了茹志鹃艺术风格之精华,堪称为前期代表作。同时,也是一朵与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心灵之花。她说:"《百合花》在我创作的历程中,是关键的一个作品,是使我鼓起更大勇气走上创作道路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跟随我经历的波折不算小。同志们说我在创作上还有希望,尚可发展,曾以《百合花》为例;而'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冠我以'文艺黑线的的金字招牌'也以它为例;较多的读者记得的也还是它。那么就让它明明白白地,作为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标志吧!"(《百合花》后记)

    1958年,茹志鹃写成了短篇小说《百合花》,先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在〈延河》上发表了,就在小说发表三个月之后,茅盾向读者推荐了它,这--给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茹志鹃回忆说:"已蔫到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挟着那个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说迟了的话》,收入《惜花人已去》)

    《百合花》是一篇只有六千多字的小说,得到了茅盾的热切关注,说明先生具有慧眼卓识,说明它确实是一朵盛开的艺术之花,是当时文坛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对《百合花》从篇章结构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现手法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透彻入里的分析。茅盾先生将《百合花》的风格概括为四个字:"清新、俊逸"。

    《百合花》确是一篇使人"满意",令人"感动"的诗篇,优美、抒情、清新、自然。作家努力将生活中发掘出来的美加以提炼、升华,巧妙编织,给人以艺术享受。茹志鹃说:"我要用我这双眼睛,在大家共见的生活中,去找出单单属于我的东西"。(《百合花》后记)

    茹志鹃因《百合花》而成名,在荣誉面前,她考虑的是更艰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励为动力,在创作园地里开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是她创作丰收的一年。这一年,她除了坚持编辑工作之外,还写了五个短篇,五篇散文及一个短的电影故事。

    茹志鹃奋发图强,一是为了不辜负先生及其他关心她的评论家和喜爱她作品的读者;另一方面,也还有当时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1957年以后,爱人被错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她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她要用自己奋斗的成绩,为孩子们创造一个不受人歧视的环境;她要用创作上的累累硕果,安慰正在"改造"中的丈夫。茹志鹃是一个不苟言谈,说到做到的实干家。

    九、苦闷-迷惘-搁笔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坛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 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同上)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我望着滔滔的江水,硬要让一个解放初期......的老农,去表演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种种。"(《二十三年这一"横"》,收入《惜花人已去》)一篇作品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 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同上)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十、第二次攀登--"从微笑到沉思"

    乌云散去,晴空朗朗,茹志鹃终于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她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到《上海文学》,任编委,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创作上空白,生活却在延续,感情是延续的。"(同上)一个在艺术海洋里顽强探求的人,是不会徒劳的。茹志鹃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丰收的硕果。继第一篇小说《出山》之后,又一鼓作气写出《冰灯》、《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一支古老的歌》、《儿女情》、《家务事》、《三榜之前》、《着暖色的雪地》和散文、报告文学《十二月的春天》、《离不开你》、《红外曲》及文艺回忆录等多篇。结集为《草原上的小路》、《漫谈我的创作经历》、《惜花人已去》、《茹志鹃小说选》、《她从那条路上来》等。

    上述创作集中反映了茹志鹃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黄秋耘把她的创作历程概括为"从微笑到沉思"。丹戈将茹志鹃新作概括为四句话:"明快中见沉思,简洁中见含蓄,柔和中见刚毅,抒情中见冷峻"。

    小说较为广泛、深刻地触及了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中的诸多新问题,深沉地思索历史和人生,透过人物命运和人的价值的深刻剖析,努力探寻一场场政治灾难的内因,开掘着生活的岩层,以人民觉醒的智慧开创了新时期反思文学的先河。

    《剪辑错了的故事》是作家"出山"后的一篇得力之作,曾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作家通过搞瞎指挥、浮夸风而步步升高的公社书记老甘和坚持实事求是,不畏邪恶而遭打击、迫害的老党员老寿的描写,将笔触延伸到历史的纵深,借以唤回党的革命法宝之---"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全文渗透着感人的脉脉之情。

    《着暖色的雪地》作家用深沉、哀伤、痛苦的感情写了一个画家的人生悲剧,以唤起社会关心每个人的心灵和命运。她把两位主人公董毓德和章泯比喻为折了枪、坏了舵的难船,通过两人意外地相遇和撕心的别离,控诉了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人造成的灾难。茹志鹃以极其严峻的目光,审视着时代的锈斑,进一步显示出她的胆识和力量。

    茹志鹃作品中的鞭挞,有其深度和力度,在同类作品中也是高出一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心在流血,眼中充满了泪水。作家的鞭挞依然是属于她自己的。她说:"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中也使用起批判这一武器。......我发现歌颂固然需要洋溢的热情,而鞭挞需要的热情则十倍于歌颂。而且这种热忱,不是洋溢的、轻松的,它灼灼于内,到了使人心痛的程度,然后才流于笔端。"(同上)

    从歌颂到鞭挞,这一变化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观点、观察社会的方式、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人生的里程中不能为人们所强求。

    《她从那条路上来》作家描摹了旧社会的悲苦生活,并给予无情的鞭挞。是茹志鹃不可多得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改变了她顺应社会历史潮流的创作趋向,依然保留了原有的艺术风格,并且有了新的开拓。作家通过对也宝纯贞心灵和敏锐目光的描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风貌,称得上一幅清新、浓郁的风俗画。

    茹志鹃文革后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除保留原来的精粹之外,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她在长于细腻的人物心里刻画的基础上,有些篇章使用了现代表现手法,突出描写、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着暖色的雪地》等篇章中,都运用得恰到好处,不给人以脑懂和"飘"的感觉。

    其次,为了适应新作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小说的篇章结构上,也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采用"意识流"的时序颠倒或跳跃方式概括时代,将情节一步步推向高峰。

    在语言使用上,除保留浓厚、抒情的色彩外,略显冷峻、深沉、富于哲理,间或也运用较为辛辣的嘲讽,以显示鞭挞的力量。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读了她的许多近作,比喻为"静夜萧声"。这萧声"自远而来,倾耳听之,萧声如小儿絮语,又如百尺高楼,离人怀念远方的亲人,又有如千军万马,自近而远。"(茅盾:《〈草原上的小路〉序》)

    茹志鹃沿着前辈作家为她指明的路,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沟沟壑;又带着无限的思念之情,走向新的生活。她深情地对读者说:

    如今"静夜萧声"又将引我去穿山渡水,爬岭越峪,去学习, 去追求。......"静夜萧声"这是先生最后对我的要求,也是我新的 努力的开始。(《二十三年这一'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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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作家茹志鹃
    曾用笔名阿如、初旭。1925年9月生于上海,祖籍杭州。家庭贫困,幼年丧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11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初中毕业于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当过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南京军区转业到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任《文艺月报》编辑。1958年发表代表作短篇小说《百合花》而成名。1960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协会员,又被选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1977年当选上海七届人民代表。现为《上海文学》编委。
      茹志鹃擅长写抒情心理小说。表现战争题材,以空灵精致的笔触展示军民间的诗情和厚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活,那柔美纤细的笔触常游弋在劳动女性的心灵世界,显示人物内心的热切和性格的贤淑。进入新时期以后,茹志鹃的视野变得更宽广而深邃,作品“从微笑到沉思”,温存中透出辛辣,热情里蕴含冷峻,创作风格有所发展。
      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侠,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她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新时期以来,茹志鹃又发表了10多篇小说,随着主题的深化,风格亦有所改变,于清峻中隐含锋芒。她的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2月)、《草原上的小路》(《收获》1979年第3期)、《儿女情》(《上海文学》1980年1月)、《家务事》(《北方文学》1980年第3期)。《一支古老的歌》(《文汇增刊》1980年第3期)、短篇小说集《关大妈》、《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小说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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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茹志娟美丽的百合花

      作者:梅纨 来源:《大地 》(199811) 第83期

      茹志娟今年10月7日在上海逝世。她在1958年春天写了小说《百合花》,这篇美丽的作品40年来美丽了许多人的心灵。它被纳入中学语文课本,所以我在14岁那年很幸福很激动地欣赏并咀嚼了它。

      茹志娟因为写了《百合花》,自己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而百合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草本植物,因为茹志娟而变成千古百合,这都是真的。我觉得现在中药堂里边最动听的药名当推百合,百合百合,细细品味两遍,真是满口噙香。

      10月15日,茹志娟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她的遗照披挂着白纱,这很容易使我想到一个纯洁的灵魂正从百合花下悄然离去。她今年73岁,33岁那年写了《百合花》,在此之前,她还写过话剧剧本及《妯娌》、《关大妈》等短篇小说多篇,但影响不大。《百合花》之后,又写过多篇:《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房》、《三走严庄》等,也未超过《百合花》。

      真可以这样说:百合一开四十年,茹志娟清香为百合。

      1958年3月号的《延河》,温润的油墨香还没有完全干透,读者们就发现了这道清鲜的文学佐餐,他们争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读。

      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战争题材小说往往穿着一个裁缝做的“铠甲”,生硬裹住脆弱。虽然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无法抒情,只好靠描写紧张的场面来烘托主题。而《百合花》一反“常态”,柔软细腻,剥开外衣,突出灵魂。要的是真性情。这样,读者的眼界一下子给擦新了、擦亮了。所以,当时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

      清新扑面,这样的小说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刚从山坡上采摘下来的,还带着晶莹的露水呢,嗅一嗅,鲜润透腹。茹志娟是谁?人们关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学》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谈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带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来评说的,我在这儿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我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

      “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写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两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不住感动的情绪,一半是为了新媳妇,一半也是为了通讯员———,主要是为了通讯员。

      “我想,对于《百合花》的介绍,已经讲得太多了,可实在还可以讲许多。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

      茅盾不惜重墨,给我们评析了一篇经典作品,这在文学大家庭里也是一处感人的细节,而最感人的细节是《百合花》里边19岁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山菊花。这朵可爱的鲜花在战斗打响之前还盛开在小战士的枪筒里,战斗一打响,花朵就不见了,小战士也不见了,战争与和平,美丽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笔轻轻一拨,便拨得这样动人心弦。

      我记得在中学里读《百合花》时,老师拿出比平时多两倍的课时,来品评这篇文章,而这个细腻的过程,我的女老师曾两度流下热泪。小战士和山菊花,这个经典细节是在老师泪水的浸润下而印入我脑海的。所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直像块铜像一样璀璨。多年来我也在留心茹志娟,希望从报章中见到她的身影。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热爱《百合花》的人们都在热爱她,想知道她。尤其想知道她是怎样创作《百合花》的。

      茹志娟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我确实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入夜以后,月亮越升越高,也越来越亮,战斗打响了。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挂的也是‘轻花’。越到战斗激烈,伤员下来的越少,来的却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就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我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我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看着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制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实在用不着小本本,即便有,也是无从落笔。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现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岁月的干扰。

      “记得大概是在莱芜战役吧!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夜晚,我跟一个通讯员要去最前沿。走之前,那位带路的通讯员告诉我,我们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开阔地带,敌人经常向那里打冷炮,要我注意有时要弯腰前进,但不要慌。他不讲倒还好,这一番交待,倒使我有点紧张起来。就打定主意紧跟住他,他猫腰我猫腰,他走多快我走多快。反正绝不在一位战士面前,丢女同志的脸。可是一上了路,他却不愿意我傍着他走,要我拉开距离。拉开距离的意思我懂,是为了减少伤亡,这也是军人的常识。但是走在这一片一无庄稼,二无树木,无遮无掩的开阔地里,敌人的炮弹又不时地、呼啸着飞来,我不能自制地要往他旁边靠,在他旁边,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可是他一看见走近,就加紧步子往前跑,他一跑,我就在后紧追。于是在星光之下,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在怪叫的炮弹当中,我和他两个人,默默无声地展开了一场紧张的竞走比赛。走得两个人都气喘吁吁。不过一旦当我实在喘不过气来,掉了队,落在他的视野之外了,他就会走回头来寻我。这位通讯员的面貌我已记不得了,我为什么要去前沿也记不得了。记忆的筛子啊!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大作家。奈何!但是这样一次古怪的同行,无声的追逐,远是这么色泽鲜明,甚至那野草的摇动,通讯员的喘息,都仿佛还在眼前,响在耳旁。1958年时如此,现在也如此(———指1980年,笔者注)。

      “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当然,我还要那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来的。

      “作品写完以后就寄出去了,但不久就退了回来。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当时要想得简单得多。也许想得太复杂了,就没有《百合花》了,说不定。”

      茹志娟是上海人,上海是她来去人世的起点和终点。我原来想象她一定很细高、白皙,结果错了。据儿时跟她在文工团里战斗生活了好多年的邓友梅先生讲:茹志娟很壮,两肩宽平,是力量型的女人。

      邓友梅说他很小的时候就编在茹志娟的班里,茹志娟是班长,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他的生活、学习及文学爱好,受茹志娟的引导、影响很大。他很怀念她,这一次去上海,和茹志娟的遗体告别,心里很悲痛、很乱。他说他一定要写点什么,《人民文学》约他写茹志娟,他正在沉淀情绪。跟茹志娟长别的当天,邓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区,一是出差,二是重温当年。当年的沂蒙山青山绿水,曾经滋润了茹志娟和她的战友。毫无疑义,茹志娟是在沂蒙山上采摘了一朵百合花。

      说到茹志娟的人格精神,邓友梅讲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行军途中,有一个女团员走不动了,茹志娟二话不说,背起来就走。邓友梅说,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还没见到第二例。茹志娟能干,肯干,吃苦耐劳,而且性情爽朗、大气,鲜有女性的矫揉,这与革命队伍的锻炼有关,当然与她的身世也是有牵连的。

      她曾经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里生活过,所以,她的生命力是够顽强的。1944年19岁的茹志娟跟随其兄参加了新四军。她吃过苦受过磨难,在革命队伍里她从来不挑捡,不皱眉头,心红志坚。她读了四年书,全靠自学。写《百合花》的时候她33岁,文化底蕴已经很厚,尤为厚实的是她的生活。

      《百合花》里的前线包扎所,是茹志娟待惯了的地方,面对伤亡的战友,并给他们擦去尘土和鲜血,也曾经是茹志娟的工作。月夜里看着自己的战友年青俊少突然就倒地不起,这份大悲大痛,大场面大事件,浓烟烈火,茹志娟却用诗一般的笔调娓娓道来,像百合花在山畔畔上含笑春风,自然、清丽,她算第一人。邓友梅说:这与她的品格有关。

      茹志娟从部队转业以后到上海作协开始专业创作,她的创作高峰在六十年代前后,跟当时写《党费》、《七根火柴》的王愿坚,并称“南茹北王”。近些年,她写出一个中篇《剪辑错了的故事》,尝试用现代手法写作,但是不是很成功,而且作品的魅力不及《百合花》。自从她做了上海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以后,工作重心基本定位在行业管理和行政事务上,这样就极大地占用了她的创作精力和时间。文章要人写,行政工作也需要人做,这是个矛盾。茹志娟出来担纲行政,让年轻人致力创作、发展,把机会留给他们。

      5年前,她从上海作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了下来,变成了一位慈祥和气的上海婆婆,鬓发染霜,而她的形象在熟知《百合花》的人们心中,却永远是那位挑开门帘含羞走出来、高高鼻梁弯弯眉毛前挂刘海的新媳妇,好看的新媳妇。

      让我们在美丽和凄婉里再重温一下《百合花》的芳香———“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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